2000年，中国互联网迎来大发展，计算机专业成为当时高考学生填报志愿的热门专业，这股热浪也冲击了正值报考大学的卓锐先生。从众心理的作用下，他也填报了计算机专业，并被成功录取。在学习的过程中，他发现了问题，“我的性格更外向一点，喜欢跟人打交道，喜欢讲，喜欢写。”性格与专业的格格不入，卓锐先生毅然选择与其“分手”。在家人的支持下，他选择辞掉当时的工作继续读研究生，“我决定要换一个少跟机器打交道，多跟人打交道的专业。”法学作为文科专业兼具理科的属性，有过四年工科学习的卓锐先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恰好形成互补，他表示转换到法律专业是顺理成章的。

2009年，卓锐先生研究生毕业，家人建议他去考公务员，由此他选择进入审判体制。“从高考志愿填报，到读研专业的选择，再到参加工作，我都没有特别的目的性，在工作以后才慢慢地有了方向。”谈到当时刚入职的工作感受，卓锐先生表示工作内容偏业务，只要认真做事，心理承受的压力也小，因此工作环境是相对舒适的。转眼三年过去，2011年底他开始独立办案，工作性质与自身性格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。“我是一个天性散漫的人，但是独立审案的工作岗位要求我不得不精益求精，因为裁判事关各方当事人的利益,更代表法律的权威。”从踏上审判这条路，对着宪法和法律许下誓言，接受这份职业的荣耀，就决定了卓锐先生必然要磨练自己的性格，严于律己、慎思笃行、为社会主义法制事业奋斗终身。担任审判员之后，从“被”认真到认真，卓锐先生称它为良性循环，他说，“‘被’认真就要去琢磨每一个疑问，每一处细节，认真之后，琢磨得愈深，这份工作就愈发有意思了。”

由于工科背景的经历，卓锐先生被重点派到专利案件的审理上。常人的固定思维下，都会有这样的想法——因为学过，所以可以更好更快地完成它。但是卓锐先生对此回应道，“工科背景可能只是心理上的优势，我不畏惧。事实上，技术案件的本质还是法律问题，关键是能否通过现象看到本质。”本科四年只是基础学科的学习，他最近一次关注到这个学科已不知是何年，遗忘是自然，而且专利技术更新换代太快，思想早已跟不上目前的技术发展。这个工科背景唯一能够给予卓锐先生的就是心理慰藉，心底里有一个声音坚定地告诉他：不要惧怕，勇敢面对它！之后，卓锐先生在面对通信领域甚至是化学领域的专利案件时，同样认真谨慎，从容不迫。他衷心希望怀有热情的法律界的年轻人们不要有畏惧的心理，乘风破浪，勇往直前。

随着知识产权纠纷日益增多，2014年国家开始推进司法审判体制改革，机构的变更，使得“旧人”去“新岗”，集体还是那个大集体，但是岗位却从代理审判员变成助理。在与友人谈及此事时，卓锐先生不觉得心理有太大落差而难以启齿，内心以能跟业界老前辈共事为荣幸，他回忆道，“我身边审理多年案件的同学和同事对于工作岗位的变动，几乎没有犹豫都过来做助理了，我们都是出于对知识产权审判事业的热爱。”因为满心热爱，所以岗位的变化不再重要。

来到新的工作岗位，知识产权纠纷案件量也进入爆发阶段，案多人少的压力，是每晚困扰卓锐先生的噩梦，一个阳光积极的人也陷入了失眠的深渊。他回忆道，“那段时间我睡不着觉，因为手里积压的案件实在是太多了，晚上做噩梦，梦见当事人拉着横幅，写着我的名字，说我不审案子，就往我身上扔鸡蛋。半夜从噩梦中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，第二天清早上班第一件事，就是再清点一次案件，清点完的案件数量又给自己心头压上一块大石。”来自工作的巨大压力让卓锐先生有了转变职业的想法。来自父母孩子的陪伴需要，渐渐让他体力不支，最终决定离开审判岗位。

从下决心离开到办完离职手续的那段时间，他有苦闷，有焦虑，但真正离开之后，11年的审判工作在内心上突然有了羁绊，这些时光又怎能单纯地用一份离职报告就做了了结。卓锐先生曾在个人公众号写下过这样一句话，“从我参加工作，到我离开，记忆中泛起的一个个情景，都无一不让我觉得温暖，而涌上我心头的第一个词就是‘感谢’。生活中总是有温暖和善意相伴，我甚至有时会想，难道我真的上辈子拯救过地球，以至于获得了一个被上帝亲吻过的人生？”如果把整个集体比喻成“战壕”，那与他并肩作战十年的战友，那把后背无条件交予战友的信任，都是难以割舍的情愫。然而疫情期间的离别，遗憾不能当面献上感谢，不能用他个人的方式来告别。卓锐先生曾坦言自己被组织保护了十多年，走出体制，要面对的是竞争激烈的商业社会，而中美贸易战和疫情的影响，经济形势和行业环境的不乐观，再加上自己对市场环境的陌生，没有担忧是不可能的。他形容自己是选择困难症患者，每一个人生选择，每一个人生转折点，离不开家人的支持，而朋友和恋人推心置腹地分析利弊，更让他坚定了自己的内心，未来道阻且长，“怕什么真理无穷，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。”

卓锐先生离开审判岗位，选择律师是契合他的性格的。他喜欢不确定的可能性，喜欢工作生活中有焦虑的调和，因为这样的生活状态更容易激发他对生活的热情。他谈到自己当时痴迷那个四方空间，专注每场庭审，追问每处细节，是最嗨，最开心的时候，因此他也发现了自己性格中激烈对抗的那一面。他的朋友曾这样来形容他的气质：“这种气质不是冰美式的那种纯酷，而是一分龙井的单纯+两分肉桂的内敛+三分普洱的执着，剩下四分则是麻辣烫那种浑不吝。”而选择律师于他而言，是最合适的，他可以回到那个四方空间，专注每场庭审，用更激烈的对抗追寻事实的真相、法律的真理。

卓锐先生认为自己是一个极度乐观的悲观主义者，因此在谈到自己从事律师工作未来的发展方向时，他认为未来越来越好和越来越差的可能性是一样的，“如果有一天自己不适合做律师了，或者是兴趣不在了，我还要尝试其他更多有意思的事情，这种可能性是无限的。我甚至做过一个白日梦，去横店当横漂，演丑角。真要有一天，做演员拿了奖上台领奖的时候，我一定要举一面旗子，上面写着‘一中民五文艺骨干’。”他甚至想过人到中年，再次转换职业的凄惨困境，“但是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呢，说不定前方是一片新天地。”因此，对即将进入法律职场的人，他衷心希望能够遵从自己的内心，做自己，“只要路选对了，无非是累一点，走得远一点，但总会走到目的地的。”

在疫情期间，卓锐先生加入了北京阳光知识产权调解中心。在谈到这段经历时，卓锐先生向我们介绍了调解和诉讼这两种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。诉讼是定性的，可以通过设立规则的方式厘清纠纷。但是案多人少，这种压力导致诉讼解决时间较长，时间成本较高，而且对抗性会很激烈。调解相对而言灵活很多，双方的矛盾经过博弈、妥协能够达成一致，解决争议，从这方面来看，调解是有优势的。

另外，卓锐先生还介绍了在从事审判工作时，调撤率也是他的一项工作指标，调解其实是对审判工作的有益补充。谈到调解员的素质要求，他表示首先是公正，其次是专业，特别重要的是同理心，“我是从很多女同事身上学到的，审判讲究证据，证据是冰冷的，因此审判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冰冷的。只能根据现有的法律事实去尽量还原客观事实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冰冷的过程。站在各方当事人的立场上，用同理心去感受，可能更有利于调解工作的进行。”疫情期间，线下接触见面、开庭审理可能性较低，而选择电话或视频的方式来解决纠纷是相对缓和的，因此在这期间调解和解比例明显提高，卓锐先生对此表示是在情理之中的。

“卓锐在我眼中一直是一个挺特别的存在，浑身上下奇妙地糅合了诸多看似矛盾的特质。”他的朋友大头这样评价他。2016年的跨年前夜，卓锐先生开启了自己的“副业”——一位审判体制内的自媒体人，文章留言不乏有看完大跌眼镜之人，“这是我每天见到的那个卓锐吗？”作为一名优秀的审判员，理性、严谨、认真、执着是工作要求，生活中的他却是一个放荡不羁爱自由，纵情恣意闯天涯的“少年”，一如当年，满腔热血，没有一丝丝改变。他多次提到自己热爱生活，分享生活中的感性的那一面，而身在这个岗位，很难有表达的途径。他通过写公众号来调剂工作的压力，记录了与家人、恋人和朋友的生活点滴，表达内心的感情。在写给女儿的三封信中，卓锐先生期待自己的女儿能够培养诚实、善良、勇敢、真诚的性格，正如他本人一样。

在公众号的文章中，卓锐先生用“坏学生”来定义自己，他回应道：“从成绩上来说，当时考入北大法学院，是占了便宜的。复试考试的内容恰好是自己擅长的那部分，比如英语、逻辑思维和文字功底。”根据多年的从业经验，他建议选择法律职业的人首先眼光不要过于狭窄，很多的行业都需要有法律意识、法律知识的人，从心出发，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。其次是要多读判决，“读判决一时爽，一直读判决一直爽”，最后是在有条件的前提下，可以选择到审判体制内实习工作一段时间，去体验一下高强度、高要求、高标准的工作模式。

高强度、高压力的工作之余，卓锐先生非常注重平时的锻炼，跑步、骑行等，通过运动舒缓压力、增强体质、以更好的状态迎接新的挑战。他喜欢社交时热闹喧哗的氛围，也享受一人独处的时光。同学聚会场上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杯觥交错，忆当年风华；年会舞台上，释放自我，笑料十足，携手挚爱，纵情高歌。而一个人跑步时，他向内审视自己，思考与规划当下的生活；一个人打游戏时，他向外释放情绪，放松心情；一个人看电影时，他用不同的视角，进入角色的生活，体验不同的经历。